| 一九三八年，佛教会僧侣救护队队长宏明法师，在武汉被诬陷狱。这时圆瑛长老奉国府主席林子超先生之命，带著林主席三封亲笔函，到南洋华侨界募集战地救护的医药经费。白师奉佛教会之命驰往武汉，救援宏明法师。既至，宏明法师已由屈映光屈居士保释，宏明请白师与西境法师组织“中国佛教会第二战地掩埋队”，未几以战局变化，武汉撤退，僧侣救护队、掩埋队奉命解散。撤退之际，白圣法师偕续祥法师搭上一列国际列车，把二人载到香港。在香港于鹿野苑挂撘暂住，一九三九年返回上海。 一九四〇年，白圣法师应上海圣仙寺住持惠宗法师之邀，出任圣仙寺监院。这时，早年赴日本修学东密的持松法师，也息影于圣仙寺中。白师日就长老叩问华严、唯识法要，并协助长老校印《师奘全集》。在八年抗战的开始之后，白圣法师在上海创办了一座“佛教光明广播电台”首开“空中弘法”之先河。到了一九四一年，上海地区的日军，控制电台播送事业日益严苛，时常强制传播一些诋毁中国政府、污蔑国军声誉的言论，并不容拒绝。白圣法师不愿播放攻击自己政府的言论，而又不能拒绝，他乃乘夜将电台设备全部焚毁，以横遭火灾报请停业。 适于此时，九华山祇园寺退居住持宽明长老，到上海找到白师，告诉他说，九华山的寺院庵堂，因受战争影响，道粮不继，沦落到吃树皮草根渡命的惨境。白师得知此事，乃在上海发起募化，邀约同道，化装为行脚僧，藉机到青阳县九华山赈灾，同时也躲过电台事件的困扰。九华山寺院得到白圣法师的接济，道侣的饥馑得以解除。 白圣法师自九华山回到上海后，应杭州凤林寺两序大众之请，出任该寺住持。此时圆瑛长老已回到上海，主持圆明讲堂，白师乃到了杭州晋山接事。唯此时他尚担任著上海慈善团体救灾放粥的事务，所以经常奔走于沪、杭两地，忙碌异常。一九四四年底，圆瑛法师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一九四五年初开课，白师担任学院的教务主任。八月，日寇侵华战败，无条件投降，翌年政府复员，上海市政府派白圣法师整理上海市佛教支会，经数月的奔走协调，乃得召开会员大会，白师当选为上海佛教支会常务理事，并代理理事长，主持佛教整理事务。 治安机关大捕日寇侵略战争时的附日汉奸，静安寺住持德悟、监院密伽，为人告密有附日嫌疑而遭拒捕。佛教诸山长老及护法居士，共议静安寺恢复十方丛林选贤制，并公推持松长老出任住持，以白圣法师为监院。他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晋山，在寺中实行“分层负责制”，一应行政事务，概由监院白圣法师负责。 一九三八年，抗战日炙，法师来到台湾，接任台北十普寺住持。所以一九四九年上海撤退之际，仓皇来台的佛门大德如智光、南亭、道源、戒德、默如、妙然等，都是以十普寺为落脚栖止之所。 一九四九年六月，台湾发生“教难事件”，慈航法师、律航、道源、星云法师多位法师，为治安机关所拘留。白师与东初、大同诸法师，董正之、丁俊生、李子宽诸居士，奔走营救，不遗余力。被拘留诸师咸得安全脱难。众人有鉴于此次法难事件，以为亟须恢复中国佛教会，藉众力维持法运于不坠。这时具有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身份的，只有东初法师和李子宽居士，白圣法师是上海市佛教会常务理事代理事长，由他三人具名申请，成立了“中国佛教会驻台北办事处”，设会址于台北市善导寺内。办事处由东初法师任主任、南亭任法师任秘书、白圣法师任干事。这个临时组成的“三人小组”，就是“中国佛教会”的前身。在社会稍为安定后，白圣法师即展开弘法活动，他礼请法师在十普寺讲经、打佛七。那时是大陆撤退期间，人心甫定，寺院有法师讲经，信众仰赖佛力加被，所以听众踊跃，对安定社会人心有很大的帮助。随著台湾社会日趋安定，白圣法师开始了环岛弘法的活动，同时也访问了各地的寺院，继而举办传戒，恢复结夏制度，藉著这些活动，来消除日寇窃据台湾时对佛教遗留下来的陋习，重建中国大乘佛教的规范。与传戒同为传统佛制的“结夏安居”，也是白师首为恢复的。他于一九五五年夏天，领导僧众在苗栗狮头山海会寺行第一次的结夏，以后连续举办了六届，后来因工作太忙，就没有再亲自领导了。白圣法师一向重视僧伽教育，一九五七年初，他在十普寺辟建别院，创办“尼众佛学院”，招收出家尼众，施以教理、教戒。同年他又在十普寺内创办“中国佛教三藏学院”，自任院长，培育僧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