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陟岵寺;西魏;北周;文化融合;宇文毓;杨坚;大兴善寺
对于西魏、北周时期历史上出现的陟岵寺,《大藏经》中相关记载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条。其一,是西魏文帝(元宝炬)大统五年(540)“复起大乘.陟岵二寺”,大统十一年(546),西魏文帝委托丞相宇文泰立“追远、陟屺、大乘、魏国、安定、中兴六寺”[1](释氏释古略卷二·元魏)为国寺;其二,是北周明帝元年(557)“令太师晋国公总监大陟岵大陟屺二寺营造”[2](p760);其三,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六月“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萨”[3](p533);其四,是显示陟岵寺与大兴善寺相承关系的相关记载,如:“随文作相佛日将明。……于大象二年(580),敕住大兴善寺。讲扬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4](续高僧传·释僧猛)
据前述可以看出,陟岵寺明显有两个,一为西魏文帝所建,二为北周明帝所建。下面让我们以此线索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为纬,来探索大兴善寺的前身——陟岵寺的根源。
一、陟岵寺的建造是诸文化融合的重要象征
首先,大兴善寺的前身为什么会是陟岵寺,而不是别的什么寺?即西魏、北周时期陟岵寺建造的根源是什么?《大般涅盘经》云:“一切诸法,因缘故生,因缘故灭。”据之,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原因。具体来讲,陟岵寺的建造源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背景
陟岵寺的建造是该历史阶段上各朝廷内部专权与反专权斗争的结果。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次子元恪即帝位,史称宣武帝。当时,宣武帝的舅舅高肇是当朝附马。不但权高位重,宣武帝元恪对高肇也是言听计从。朝中大臣对高肇趋炎附势者日增,而违背者必遭陷害。在这种情形下,诸王以皇室宗亲自居,并不随顺依附,这使得高肇尤为忌恨,于是,就经常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挑拔离间。京兆王元愉,是北魏孝文帝的第三个儿子,宣武皇帝的弟弟,竟然也被高肇所嫉妒。在他的挑拨下,皇上把元愉撵出京城,到冀州去任刺史。元愉无罪被贬,自然心怀怨恨。又听说高肇经常在皇帝面前离间骨肉同胞相斗,痛恨至极。于是,就在冀州起兵造反。后因不敌朝庭军队,失败而死。那一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刚刚两岁。元愉死时,走到“野王”(今河南沁阳)被“敛以小棺,瘗之”[5](p364)。西魏文帝元炬即位后,每每想起这些事,就禁不住悲从中来。
北周时期,宇文护专权。孝闵帝宇文觉当时年仅15岁,一切大事均由宇文护裁夺。八大柱国之一,赵贵不堪忍受宇文护专权排挤,便与独孤信一起商量如何除掉宇文护,结果被
大兴善寺
开府三司宇文盛告发。赵贵因此而被杀,独孤信虽然当时得到了赦免,但一月后,仍被宇文护“逼令自尽于家”[6](p267)。
(二)信仰背景
陟岵寺的建造源于北魏、北周朝廷对佛教尊、毁观念的冲突。在北魏初期,鲜卑族拓跋部自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后,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逐步认识到佛教对征服人心,巩固统治的妙用。因此,佛教一直在北魏境内兴盛。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信司徒崔浩的建议。焚毁佛寺佛塔,强迫僧人还俗。造成历史上著名的“太武灭法”事件。不久太武帝病,疑为灭法所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认为太武毁佛“有司失旨”[7](496)。继而恢复佛教,刻云冈石窟佛像,为父亲歌功祈福。
建德四年(575年),宇文邕下诏讨伐北齐,统一了北方。宣政元年(578年),宇文邕统率五路大军北上抗击突厥的进犯时,在行军途中得病。当时武帝“疠气内蒸身疮外发。恶相已显无悔可销。遂隐于云阳宫。才经七日寻尔倾崩”[8](p533)自认为是毁佛行为所致,于是“(宣政元年六月578)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置菩萨僧。用开佛化”[8](p533)重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覆辙,仿效西魏文帝对陟岵的“立”,即将陟岵寺立为国寺。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集古今佛道论衡》、《佛祖统纪卷》、《广弘明集》等所载宣帝大成元年(579)年正月十五日在陟岵寺进行“为国行道”的佛事活动得到证明。此“立”的目的在于“用开佛化”,是为自己的毁佛行为进行忏悔。
(三)文化背景
“陟岵”之名源于《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毛诗序》云:“《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后因以“陟岵”为思念父亲之典,故循《陟岵》诗意,陟岵寺的建造注定与建造者的父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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