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善寺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从北魏延兴元年（471）至太和十八年（477）的30余年间，北魏皇室、贵族崇佛祈福之风愈演愈烈。除皇室以外，官吏、上层僧尼及俗家信士等相继效法，开窟造像逐渐大兴。可见，在北魏时期汉祭祀文化与佛教观念已经融为一体。其后，西魏文帝建陟岵寺，更是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凸显以“陟岵”喻父亲的汉文化理念为自己有谋逆之名的父辈祈福。如《後汉书·党锢传·李膺》载：“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12]（p1484）李贤注：“爽致敬于膺，故以父为喻也。”据之“陟岵”已径直成为父亲的代名词。所以，建造陟岵寺为父辈祈福遂成为不言而喻，其后北周武帝立陟岵寺为国寺的作法无疑是对佛教文化的妥协行为。隋文帝杨坚对陟岵寺的迁址与更名则进一步将汉孝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遂将“陟岵”这一有针对性单向度的文化意义，深化成纯粹的佛家理念，进而提炼为“兴善”二字。
综上所述，汉文化孝悌观念形成于周初、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百德孝为先，封建统治者从儒家思想中受到启发，把家庭孝悌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讲究以德治国，以孝治天下。封建忠孝一体的观念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逐渐产生。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与鲜汉文化融合的北魏至北周统治集团亦深谙其理，他们在不遗余力地承继汉文化的同时，将汉孝文化、祭祀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揉合，进而都把祭祀父辈作为即位后的第一件大事，这就是该历史阶段上陟岵寺建造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建造陟岵寺是社会心理需求

如果前述历史背景是建造陟岵寺起因，那么，信仰背景中的尊佛环境为建造陟岵寺提供了可施行的条件，文化背景中的孝悌理念则是建造陟岵寺的依据。从建造者的主观来看，也更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即情绪抒发与亲情的表达。当然，在当时恶劣的历史环境下，这种特殊的亲情悼念只能是在情绪抒发的掩盖下进行。尽管对悼念对象来讲，这种实物补偿已经毫无意义，但至少能给在世亲人以心理上的安慰，以及在此基础上尽力为逝者寻求和体现一种社会的公平性补偿，同时也给逝者来世祈求理想的发展倾向。
（一）借助建造陟岵寺，抒发压抑情绪
现代心理学揭示，人在长期受压抑的情况下，其情绪总是要借助一定的方式进行释放或排解。回顾整个陟岵寺的建造史，充满着朝庭与权臣间的权力争斗。权臣们总想着牢牢把持朝庭权力，继而篡位。而身为皇上，总想着要摆脱控制，独立执政。这种长期被压抑的政治情感，总是会在适当的时候，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
就拿西魏文帝元炬来说。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心当高欢的傀儡，投靠长安将领宇文泰。元炬亦随之到了关中。元修投靠宇文泰的目的就是欲摆脱控制。可是，发现过来以后仍旧要受制于人，心里就很不痛快。就渐渐地与宇文泰产生隔阂，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永熙三年（534）十二月，终于被宇文泰用毒酒所害。元炬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皇位。尽管他也同元修一样，是一位傀儡皇帝，但作为西魏开国皇帝，在主观上还是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就建造（立）“陟岵、大乘等佛寺”。其中“远”即远祖，是包括他爷爷在内的祖先。“陟岵”不言而喻指的是他父亲。其一，纪念祖父，用以抒发自己压抑已久情绪；其二，纪念父亲，依汉文化传统体现孝悌行为；其三，依佛教文化为冤魂追福。至此，就不能不将西魏文帝的祖父北魏孝文帝简单地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