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者，经典之弘扬流通，往往依弘法者之心性而有不同，此是自然之现象，亦是古今必然之现象；譬如今时台湾地区，有部份道场宣弘南传佛法所说解脱道，不曾弘扬北传大乘佛法之佛菩提道；亦有部份道场专弘大乘佛菩提道，绝口不提南传佛法之解脱道者；亦有我正觉同修会非唯弘扬南传佛法之解脱道，亦大力弘传北传佛法之大乘佛菩提道。如是弘传佛法之过程中，若有出现大师之情事，往往因为大师之极力弘传而使一方蔚成风气，便致彼大师所在之一方专弘其法，渐渐形成自然排挤他法之现象，他法之弘传势将渐渐消失于该地。但考证者绝不可因此便言彼大师所弘扬之法门或经典，是在彼方编造结集者。同理，印顺依彼时印度南方大力弘扬大乘佛菩提道之《楞伽经》，便断定《楞伽经》是当时的南方所编造结集者，未免大过武断，亦属并无证据而单凭推断者，难避臆想之嫌。 

 

四者，印顺因为「本经译本的缘起分，以佛出南海龙宫，登上楞伽山城说法」，便可引为南方之锡兰所弘之法者，则应锡兰今时正是大乘佛法广传之地，不应今时全无大乘佛法弘传，而唯有二乘声闻法之弘传也；所以者何？谓大乘之法甚深微妙，纵使密意失传，仍无可能因此而致完全灭失也；譬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乘之法亦复如是，必然拥有极大余威，而致表相大乘之法弘传不绝，犹如今时之中国地区海峡两岸无异。然而现行锡兰今时已然炯无大乘佛法，甚至在锡兰之佛教历史中，欲寻大乘佛法之蛛丝马迹亦难可得。由是可知印顺主张「锡兰是楞伽经之编造结集发源地」之说法，是虚妄之说法；可知印顺所谓之考证，皆只是臆想之说，并无明确证据：只是臆想，而非考证。 

 

五者，印顺因为「经说两天竺的龙树持佛正法」，便可考证为「《楞伽经》是南方大德所编集创造者」，则依印顺之意，更应当主张「楞伽是龙树菩萨所创造编集之经典者」，而且楞伽之经文中更说龙树菩萨是地上菩萨，公开极力赞叹之，则应更有理由指称楞伽是龙树所造者。p307然而睽诸龙树菩萨一生论著，专在般若中观上用心，不曾在唯识增上慧学上有所用心，亦末多见龙树引用楞伽之经文。复次，龙树虽在南方住持正法，但此事与楞伽经是否有关？印顺亦应举证之，不可完全未作举证，就说楞伽经是南方人所创造集成者；不可因为龙树也在南方，就指称创造楞伽经者亦是南方之人。若印顺之推理可以是正确之说法，则应《楞伽经》正是龙树所创造者；何以故？当时尚无何人之证量高于龙树故，应当唯有龙树才有资格承当「创造楞伽经」之令名也！然而从来不见有人能证明楞伽是龙树创造者。印顺若改言楞伽是他人所创造，非龙树所创造者，则亦有过：若别有其人能创造《楞伽经》者，其证量应当同于诸佛，则其声名更应上于龙树，然因何故其人却又不曾广闻于当时印度南方？此乃不可能有之事也！所以，龙树在南方弘法、住持正法一事，印顺不宜叫作「《楞伽经》是在南方的某些人所创造者」的立论根据。由此可证印顺之推理完全不正确，与「考证」无关，纯是臆想推理尔。 

 

六者，由于达摩大师是南天竺人，而以《楞伽经》是达摩所用来印证开悟之经典，便因此而认定此经唯是印度南方所弘之经典者，则有过焉。若今时仍知古时之信息流通不畅状况，而大陆地区复又已无《阿含经》流通存在者，今时平实复又多引阿含之经旨而证明确有如来藏，则后时印顺再来人间时，便将据以考证，而作是言：「《阿含经》乃是台湾一地学人创造之经典，大陆并无此经故，复是当年平实居士之所引，为证悟者印证其悟之经典故。」然而如是「考证」者，实无意义，悖于事实故。由是故说：印顺以达摩之用楞伽印心，便谓楞伽唯是当时印度南方独有之经典者，如是考证，非有其理。 

 

七者，自于「初译本经的求那跋陀罗，也是从海道来华」，便可说本经是印度南方所独有之经典者，亦是牵强之说。当时若海道不畅，导致求那跋陀罗从陆路来华者，则依印顺之推理逻辑，应可被引证为「楞伽是印度北方流传之经典」，则与印顺之「考证」迥异。是故，译者从海路抑从陆路来华传此经典，不应被引证为是否唯在南方弘传之经典证据也。 

 

八者，印顺既主张：「楞伽经集成的地点，应在南印度的海滨，一处有山海景观的地方」，说「经中所记楞伽山海的险峻形状，应是由于编集成者所熟悉的环境」，又举出五种景观事相，以证明其考证之可靠性；然而却又在第六点考证上说：「〈楞伽经的〉经序所说楞伽山海的情况，原为象征心境的，亦即托事以喻显众生业系生死的苦恼与恐怖的世界相。」p309却又以心境象征作为考证经典编造集成的原因，与地点之说显然自相冲突；若纯是心境之象征，则不可因地点可能类似而作为认证之理。由此可见印顺之考证者完全是推理之想象，并非事实。